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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诸葛亮没有闭门造法，制定《蜀科》时，不是仅凭一己之见或刻意照搬前朝律法，而是组建了一个代表多方意志和利益的立法团队。”四川大学法学院刘昕杰教授说道，在当代尤其是基层立法或制定规范性文件时，必须注重调研融合，既要吃透上位法的精神和原则，也要组建起由本地党政干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行业代表、基层群众等在内的起草或咨询机构。通过广泛座谈、实地考察、大数据分析等方式，掌握本地区的特殊矛盾（如蜀汉时期是豪强问题，今日可能体现为特定行业监管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）、社会结构、风俗习惯和发展阶段。

　　“诸葛亮法律思想包含立法、刑罚、吏治、德教等诸多方面，积极挖掘诸葛亮法律思想能够为治蜀兴川、法治四川建设提供不少有益的历史经验。”刘昕杰说道，一是要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，四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依然存在，在立法上就需要效法诸葛亮“审势”智慧，加强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和区域协同立法，例如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、数字经济、低空经济、银发经济等关键议题，开展前瞻性、针对性立法调研工作，制定出既符合国家战略又立足四川实际，还能解决四川问题的良法。一是以法治与德治协同推进基层善治。四川历史名人众多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拥有众多璀璨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。以诸葛亮为例，他博采儒法之长，主张“德法并济，注重教化”，可以延续这一思路，在基层治理中大力推动法治、德治、自治相结合。通过深入挖掘四川历史文化中的优秀治理资源，将其融入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、行业规范中，用于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。